“從1974年初到1976年中期，誰在群落内處于等級秩序的頂端，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初看起來，耶羅恩至高無上的地位似乎是奠基在他那傲視群猿的體力之上的。耶羅恩的龐大身軀和他充滿自信的行為方式，會使人産生一種天真的設想，即黑猩猩們的社會是由最強者為王的法則所支配的。他看上去要比群落内第二大成年雄黑猩猩——魯伊特強壯得多。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假象，造成這個假象的原因則是，在耶羅恩占據最高統治地位期間，他的毛發總是略微地豎立着的，即使在他不賣力進行那些威脅性武力炫示的時候也是如此，而他走路的時候總是邁着一種緩慢而穩重的誇張的步伐。這種具有欺騙性的習慣性做法——讓軀體看起來顯得大而沉重——是黑猩猩中的雄1号普遍具有的一個特征，正像我們在後面将再三看到的那樣，每當有其他個體将先前占據這一位置的個體取而代之時，他們都會這麼幹。處在擁有權力的位置上這一事實會使一隻雄性在身軀上也給人以深刻印象，這就是前面所說的那個設想——作為阿爾法雄性的他占據了一個與其外貌相稱的地位——得以産生的原因。”（在動物行為學裡，阿爾法雄性指的是社會性動物中占據最高地位的領頭雄性，延用至人類社會則指那些具有領袖氣質、易成為某些領域和場合主導的男性。）
    在荷蘭動物學家弗朗西斯·德-瓦爾的名著《黑猩猩的政治》一書裡面，出現于第四章“二次權力更疊”開篇的這段話讓我印象十分深刻，而在接下去數個小節，德-瓦爾繪聲繪色地描寫了魯伊特向耶羅恩發動權力進攻并一度成功罷黜了這隻阿爾法雄性的過程，包括雙方如何對黑猩猩群中的雌性進行争奪，以及對其他雄性進行籠絡，一波三折的，看起來十分有趣。但，事情還沒有完，這故事有一個悲傷的結局，第一次看書時讓我幾欲落淚——失去地位以後，老奸巨猾的耶羅恩忍氣吞聲了一段時間，但暗中醞釀反撲，終于有一次趁魯伊特睡覺，和其他雄性一起把他給打成重傷，并閹割了他，後者最後悲慘地死去。
    1989年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曾在2007年與《沉思錄》、《物種起源》、《君主論》一同入選百位哈佛大學教授推薦的人類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經典圖書，它不僅是作為一本引人入勝、有很多故事的動物書，更多是作為一本幫助我們了解靈長類的行為與需求的普及型讀物，受到了政治家、管理者和社會學者的廣泛關注。關于這本書的贊美我不再多說，隻想指出的一點是，德-瓦爾德這段描述之所以數年之後還在我腦中呼之欲出信手拈來，乃因為它深刻地指出了一隻黑猩猩（或一個人）如果想要在他所屬的群體中處于（或維持）優勢地位，則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适當地“裝”。耶羅恩成功地通過把毛都聳立着這種方式，裝成了比其他個體都體格碩大，從而引起他們的敬畏。事實上，這家夥後來被打敗了，毛就耷拉了下來，德-瓦爾德的團隊觀察到他其實一點兒也不比别的雄黑猩猩高大。非常有趣的事實。
    如果你從外表上做出姿态上的改變，将很大程度上可以改變你的内心狀态乃至身體能力。
    無獨有偶，哈佛商學院的美女副教授艾米·庫迪（Amy Cuddy）在她的一系列研究中，探讨人所采取的身體姿勢會如何影響其行為方式乃至行事效果，就發現了另外一些很接近的事實。她把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在高風險的社會評估之前采取強有力姿态的利益》（The Benefit of Power Posing Before a High-Stakes Social Evaluation）的論文中，并且在2012年出席TED演講時，做了一個極其生動的演講《用肢體語言重塑自己》。艾米提到，她一直以來很想知道，如果人外表上僞裝成比較強大的模樣，是不是就會真的在心理乃至生理層面産生效應，所以她和同事們招募了一批志願者來做實驗。這些被試在一開始會被要求做出一些開放型或收縮型的動作：前一類如坐在椅子上把腿跷到辦公桌上去、雙臂打開、叉腰聳肩，這樣顯得強有力；後一類如雙手夾在膝蓋間坐着、屈身低頭、手摸着縮起來的脖子，這樣顯得羸弱無力。讓他們保持這個姿勢數分鐘後，再往下做一些任務測試以及身體激素水平測試。結果發現：強有力姿勢的被試中86%願意參加一項賭博遊戲，而無力姿勢的被試中隻有60%願意；強有力姿勢的被試睾酮水平上生了20%、無力姿勢的被試則下降了25%；強有力姿勢的被試可的松水平下降10%、無力姿勢的被試則上升了15%。這裡需要解釋一下，睾酮是一種和力量、支配力相關的雄性激素（不過在男女兩性身上都存在），一般來說，社會性動物中地位越高者身上的這種激素水平就會越高，而可的松是一種壓力激素，社會性動物中地位越高者身上的這種激素水平就會越低。所以艾米的結論之一是，如果你從外表上做出姿态上的改變，将很大程度上可以改變你的内心狀态乃至身體能力。
    好，所以回到我其實真正想探讨的“人為什麼裝逼”或“人為什麼端着”主題上來，我确信科學家們的研究的确證實了，“裝”和“端”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是能夠幫助主體建立一種相對來說比較高的群體地位的，前提是，在運用得當的情況下。
    我們也可以來看看另外一些場景下，人會采取的其他“裝”的方式。和金錢有關的各種消費行為是很值得一看的樣闆。2010年倫敦商學院行為管理學教授尼諾·希凡納森（Niro Sivanathan）在《通過消費象征地位的商品來保護自己》（Protecting The Self Through Consumption Status Goods as Afirmational Commodities）這篇論文中指出，那些自我評估低落的人會想通過消費象征地位的商品（名車、名表、名包等奢侈品）來治療自我危機。在實驗室中，他召集150個實驗對象，讓這些人做了一個測驗，然後告訴說他們的得分是在倒數10%的低分裡頭，于是這部分人感到極其受挫，自我價值受到了威脅。接下去研究人員又告訴他們會做另一個無關調查，去回答願不願意買某些東西之類的問題，于是這部分自我價值處于危機之中的人就比未處于危機之中的人表現出了更大的傾向去消費奢侈品，而面對普通物品時并未受影響。研究者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想要用這種方法挽救自我危機。另一個研究中，希瓦納森讓被試對象看一輛奢侈品車的價格，按照常理，那些低收入的人可能會更加回避這樣的商品，然而結果是相反的，他們不但表示出想買的意願，而且願意花更多錢來買這輛車。希瓦納森認為這是因為那些社會經濟地位更低的人本能地體會到更多危機感，于是會采取超過自己能力的方式去消費昂貴的、炫耀性的商品，以此來尋找心理平衡。
    正如《黑猩猩的政治》開頭，作者引了17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句話所揭示那樣——我認為：所有的人類都具有一種普遍傾向，一種持續不斷、永不停息、前仆後繼、至死方休的權力欲望——在“zhuangbility”這件事情上，人類之所以如此前仆後繼樂此不疲，就因為它能夠産生一種權力的幻覺，從而讓身處充滿競争壓力的社群中的個體，特别是那些經濟政治地位較低的個體，感覺更好一些，覺得自己也不是那種出門被随便踩的小蟲子。